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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)

接下来的问题,就是对这样的重大失误,有无制度化的具体防范和应对举措?以美国为例,如果总统出错,轻则可以运用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,走马换帅;重则可以紧急启用宪法弹劾程序,对总统追究问责。广为人知的案例,就是1974年的美国总统尼克逊,因为“水门事件”而面临国会弹劾,被迫辞职下台。

于是当代政治和行政管理科学,往往将“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机制”,当作检验一个国家政治和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关键标准。

前一段时间,美国众议院民主平台人对总统特朗普,发起了一轮滥权弹劾案。此弹劾案虽最终夭折,但其实际意义和效果,借用目前一个时髦的词语,等于是美国国会对总统权力的一次“训诫”,或者说是美国人民对总统的一次“训诫”。

但在一些现代化发展仍不够完备全面的国家和体制中,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监督管理,往往是最为致命的短板或盲点。可能会有诡辩术宣称,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,但这显然偷换了概念,即试图把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和管理,淡化成一种无所谓的“吹毛求疵”。

常言道:不怕出错,就怕不认错,就怕有错难改。权力并不等于权威,权威无法靠权力崇拜和歌功颂德取得,而必须靠权力少犯错误及有错必究。

当代“非现代化”的最高权力纠错模式,大概有三种类型。首先是待到最高领导者自然过世后,才开始全面系列的拨乱反正。但致命问题是时间已经耽搁太久,许多重大失误和灾难已成不可逆状态,恶果积重难返。

在古典时期,有些失误和问题,可以迫使最高统治者下“罪己诏”。而一旦危机深重,体制内部机制无法再加以化解,就往往导致民众起义,改朝换代。极其可悲的是,一些落后甚至野蛮的权力模式基因,却在不少国家和文明中一直延续至今,成为深化改革发展的最大政治和体制障碍。

如果表面强撑稳定,下面却暗潮汹涌,正当疏通解决渠道缺失,而网上到处乱传乱贴各种檄文、请愿、声讨、呼吁一类,纷纷直指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问题,这就充分反衬出政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严重滞后。千万别说这只是“制度不完美”,再这样自欺欺人,就会地动山摇。

只要去查查二战期间德国、日本和意大利的历史,苏联70年的盛衰轨迹,和中国十年文革的惨烈浩劫,稍有常识、良知和基本判断能力的人,都会认定对最高权力和领导者的有效监督管理,乃事关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千年大计、重中之重,不可不察。

对权力的批评弹劾,其强度和效果,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关系。即权力愈大,愈应该对其早监督、多监督、早预警、多预警。一旦发现问题,就必须早隔离、早应对、早处理,这样才不会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损失,和难以挽回的灾难。

最后一种模式,就是通过民众起义,激进变革,来实现国家的发展路线矫正及最高权力重组。这也是成本代价最大、副作用最多的一种下策选择了,会让一个国家民族陷入“自由落体”的巨大危机之中。

再有就是所谓“宫廷政变模式”,即通过非常规、非法治、非和平的方式,实现对最高权力的变革及矫正。非常规指采取秘密的、突然的、极端的手段;非法治,指的是这样的宫廷政变操作,往往无法可依,无章可循;非和平,指的是这类操作经常采取暴力形式,或至少以武力和军队胁迫压阵为后盾。

首先应诚实面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,即最高权力是否会出错犯错?答案无论从何种角度讲,都应是肯定的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错?古今中外,无论政治和国家体制为何,最高权力和领导者,都会出现执政失误,甚至是重大失误。